历史系发文章 中心消息 | 日本网站以三国文字发表陈红民教授文章
日本《渥美国际财团通讯(电子版)》第51期,以中、日、韩三国文字发表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的文章《我如何步入历史研究的殿堂:历史的误会,或历史的巧合?》。
陈红民教授于三国圆桌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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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教授文章中、日、韩三国文字目录
我如何步入历史研究的殿堂:历史的误会,或历史的巧合?
陈红民
自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算起,我从最初接触历史学科到步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已整整四十五个年头了,算是一位资深的历史研究者。教授历史与研究历史是我终生的职业。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说,他担任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套用这句名言,我研习历史的经历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许多机缘巧合而成。
我1965年上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正好贯穿了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小学课程中根本就没有历史这门课。高中毕业后,我侥幸逃过了上山下乡的苦难,分配在南京的一家工厂做学徒工,境遇比大多数的中学同学都好。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技术高超的师傅。
1977年底,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考了。但当时在工厂上班时间雷打不动,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复习迎考。中学期间及毕业后,自己看过一些文学作品,成了“文学青年”,心中揣的是“文学梦”。自己的理想是,如果高考成功,第一志愿报考大学中文系,将来能当作家。第一年高考因中学原本就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基础差,加上没有多少备考时间匆忙上阵,结果是失利。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准备较充分且有前面一次高考的经验,成绩有了显著提高,总分达到南京大学的录取线,学校录取时除了总分外,相关专业还要求单科分数,我那年的语文单科高考成绩离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线差两分,历史成绩却莫名其妙地高。填写志愿时我面临的选择是:如果坚持上中文系圆作家梦,可以选一所整体上不如南京大学的院校,而如果要上南大,就不能选中文系。我家就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近的地方,最后选择上南大选择了历史系。
大概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的心理在作祟,我进入历史系后,仍对“文学梦”心犹不甘。南京大学允许学生跨系自由选课,我就选修了中文系的“文学概论”“当代作家作品选”,外文系的“英美作家与作品”等课程。作为代价,历史专业的课选修的反而少,甚至一些著名教授的课都未完整听过,现在想来,也是憾事。
也是那个时代才特有的事情,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在我高考的当年,也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留校。他了解我喜爱文学,就鼓励我本科毕业后,报考他所在专业的研究生,甚合我意。我为此做了不少专业方面的准备。当时中国大学的研究生培养起步不久,招生名额很少,南京大学中文系是几个专业隔年轮流招生,我大学毕业的1982年,现当代文学专业不巧要停招。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投考无门,欲哭无泪,只能转而考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文学梦”在内心的无奈中基本终结。
陈红民教授大学合影
(第三排左三为陈红民教授)
最早的历史学训练是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当时看到张宪文老师新发表关于“学衡派”的论文,知道“学衡派”起源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学校图书馆有全套的《学衡》杂志,我便决定以此写论文。当时每天去图书馆期刊部看布满灰尘的《学衡》杂志,还去访问了健在的“学衡派”成员、南京大学外语系的希腊语教授郭斌龢(郭斌和)。本科论文的写作虽幼稚,但初步接触了原始资料,知道如何查找、处理资料、摘录卡片,如何进行访问调查。史学研究的基础由此慢慢建立。
我投考南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时,报考的学生不少,招生名额却只有一位,竞争很激烈,我幸运地被考取。导师茅家琦教授是知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非常有眼光,意识到南京大学应该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招收研究生。我也无意间成了全国高校系统的首位民国史硕士研究生,正好赶上刚起步的中华民国史学术研究潮流。
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时,我经老师们同意,选择研究晚年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与理论家,但因为坚定主张“**”被定性为“右派”,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书中“消失”了,对其最后的结局都没有基本的交待,这引起我的好奇。我花了大量时间找史料,还专程去访问过曾经任胡汉民秘书的任仲敏教授、王养冲教授,他们后均弃政从学,任教授治唐代文学,王教授治法国史,都卓然成大家。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将辛勤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评析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篇论文被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人李新教授读到后,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解决了民国时期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专程从北京到南京组织了一场针对我论文的研讨会,并将论文推荐到《历史研究》发表。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就发表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可谓是“出道即巅峰”。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讲授“中华民国史研究”等课程,个人研究的课题涉及胡汉民研究、国民党史研究、当代台湾政治史(1949年之后)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与韩国关系史研究等。2006年起,我转到浙江大学历史系,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心推动蒋介石的相关研究。迄今,已发表历史学论文超过160篇,出版相关的著作30余种(含合著)。
回顾自己走进历史研究殿堂的最初几步,从学习历史,到进入中华民国史的专业研究领域,都有些偶然性。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时代变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大学恢复招生,我就会是工厂的师傅一辈子;如果不是中国大学刚开始招收研究生各种限制,我或许就会以文学研究或写作为职业。
历史就是真实的经历,它不能假设,也不能想象。我的经历,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缩影,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