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提款 惊天大案：他冒充周总理签字，骗取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现金
专业出黑
1960年3月24日，周总理正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忙碌，突然，秘书跑来在总理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一向稳重的周总理在听完后大发雷霆。
气头上的周总理，甚至还罕见地发火道：“这简直就是不可饶恕！让公安机关马上去查，必须在10日之内将嫌疑人逮捕归案！”
图|正在批阅文件的周总理（旧照）
秘书赶紧将总理的指示转告总理办公室，随后以文件形式向公安部有关领导传达。
就这样，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就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只见上面写着：
1960年3月18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总理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现金。现在立马派人调查，务必在10日之内将嫌疑人逮捕归案。
胆大包天，冒用总理名义骗取钱财
原来，在1960年3月18日下午，一名瘦瘦高高穿着深色大衣的陌生男人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男人带着黑色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他的脸长什么样子。
他一来就对当时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你好，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来给行长送急件。”说着便递过来一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章的信封。
工作人员一看，信封正面还写着“急件”的字样，便马上按照接收文件的流程进行了登记，还请对方在送件人的位置上签名。
男人也从容地拿起笔在登记表上签好了字，确认签收完毕后说了声“再见”便大步离开了。
图|涉事案件中诈骗犯所寄送的急件信封（旧照）
男人离开后，工作人员将文件送到行长的办公室，但行长和副行长都不在，看着写有“急件”字样的信封，工作人员害怕耽误了。
就把文件交给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计划研究局的王兰副局长，说道：“这是一封急件，但行长和副行长不在，您看，这怎么办呢？”
王副局长一看信封上写着“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的字样，自然不敢怠慢。
思考再三后，他便和工作人员一起把信封拆开了。
里面是一封公函：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在公函右下角，还有如下几行小字：“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的旧票；②要拾元票；③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图|诈骗犯所伪造的批示文件（影印件）
除此以外，在公函的左侧还有一行手写大字，“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而这行字右下方的落款，则是周恩来总理的签名和日期。
看着这样一封公函，王副局长和工作人员心里却犯了嘀咕——假如中央要给西藏拨款，也应该是从国库支取，为何会让人民银行直接给钱，况且还是要20万现金。
这么多钱，可不是开玩笑的，金库里都不一定有呢。
但这又是盖着章的文件，而且周总理的字王副局长是见过很多次的，按照笔迹来看，是总理亲笔没错了，所以又不敢耽误。
正在两人为难之际，电话铃响了，接起来后对方说：“你好，这里是总理办公室，请问急件送到了吗？”
王副局长连忙回答：“送到了，送到了，请转告总理放心，我们马上去办，一定不会耽误的。”
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
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这下王副局长也顾不上联系行长了，立即打电话给货币发行局，让他们马上准备好总额20万的10元票现金，在7点之前送到民族饭店，还特意叮嘱一定不要耽误。
收到通知后，货币发行局也懵了，20万现金，而且还必须全是10元的旧票，金库里的钱根本不够。
为了赶在7点之前把钱凑齐，货币发行局又连忙安排了人去其他几个分行东拼西凑，最后整整装了两个麻袋，才把钱凑齐。
然后，又安排朱科长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一路保驾护航，来到了民族饭店。
可进到大厅后却并没有相关人员出来迎接，于是，朱科长让一个工作人员到前台询问一下，“你好，请问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这里吗？”
“我在这里”，话音刚落，便从沙发那边走过来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对着朱科长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人民银行的吧，款都带齐了吗？”
图|民族饭店（旧照）
朱科长一见到眼前的这个“赵全一”，一下子如释重负，随即说道：“见到你太好了，赵全一同志，我们没耽误时间吧？”
男人微笑着说：“没有没有，你们来得很及时。”
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朱科长：“这是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你们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就把这些钱带走了。”
朱科长打开信封，里面的内容是“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落款处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印章。
但20万毕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朱科长就对赵全一说：“还是麻烦你给我们打个收条吧，毕竟2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赵全一也很配合，随即便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和圆珠笔写了收条给朱科长他们，但朱科长看着这个写着“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送来币贰拾万”的收条还是有些不放心。
图|案件相关介绍信
就说：“你看能不能在上面盖个公章呢？不然这样回去我不好交差啊。”
赵全一回道：“公章现在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去盖也来不及了，不然我把介绍信一起给你们吧，这上面有公章，这样我们都好交差了。”
朱科长和两个工作人员商量后觉得可行，便拿着介绍信和收条回去了。
王副局长也向行长说明了20万现金的去向，但当行长问起回款时间时，王副局长却犯了难，因为这件事情全程也没说回款的事。
行长一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但看到盖有印章的介绍信和周总理亲笔签名的文件便打消了疑虑，尚且先等一等。
图|案件中的假冒文件
可是过了好几天，20万回款的事情却没有一点音讯，行长实在是坐不住了，便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询问情况，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从未有过此事。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一下子让行长和王副局长面面相觑，
随后，行长派人把接收的文件、介绍信以及收条全部送到了总理办公室，结果经过工作人员的认真比对后，发现文件上周总理的签名和总理办公室的印章竟然都是伪造的。
这下行长和王副局长彻底呆住了，这就是一场诈骗案。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罪行败露，胆战心惊焚烧赃款
按照总理办公室和公安部的有关要求，公安机关随即成立专案组，抽调精锐力量，全力以赴侦察案件。
但是查案一开始，公安机关就遇到了难题——因为嫌疑人戴的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当时的工作人员看得不真切，所以没有具体的脸部特征，唯一清晰的就是一双不大的眼睛。
于是，公安机关就根据他们的表述画了个大概，并张贴在所有的大街小巷，发动全城的百姓都参与其中，提供线索。
人民群众看到后对待这件事也十分认真，毕竟当时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和人民都很困难，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着实让人糟心。
图|60年代初期的北京东单市场（旧照）
然而，当年的北京市人口总数为739.6万，要靠一张不大清楚的画像找人无疑等同于大海捞针。
于是，公安机关便着手于“赵全一”给的文件和收条上的字迹来进行破案。经过专业人员鉴定，嫌疑人所用的信封竟然真的是国务院专用信封，只不过是用过的旧信封。
但信封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是涂改过的，“密”字的字迹与其他字迹不同，下面还有“＃3146”的字样。
就连撰写文件用的纸也是机关用纸，文件上所盖的公章是用蜡刻好了印油盖上的。但收条上“赵全一”的“全”字仔细看其实是个金字。
所以公安机关判定他是在签名的时候一时间没有改过来，嫌疑人的真名里面肯定有个“金”字。
不仅如此，他对于“币”的写法也很不同，他写的“币”上面是一个“人”，下面一个“巾”，但一般人都知道“币”字的上面是一撇，怎么会是个“人”字呢？
图|嫌疑人开出的收条
专案组的公安干警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案件的突破口，就此展开了调查。
时任公安部治安局技术处的文检组组长刘文当时就判断，这个字的写法一定和嫌疑人的职业特点有关，一般只有懂财会的人才会这样写。
而后，时任内情组组长汪春耀经技术检测发现，这个写收条的纸，不是国产的，是进口的纸，外贸部就刚好有这种纸，一般是做成小便条本，发给职工用的。
公安机关的专案组还在国务院档案室，外贸部上交的一份文件材料里发现了和嫌疑人使用的一模一样的纸张。
这些发现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外贸部的财会人员。专案组立即对外贸部负责人进行了询问，而这时，又有一个售票员来外贸部办公厅，告诉工作人员她早上发现了一个可疑乘客。
那个人最后就是在这个站下的车，看见他进了外贸部的大门，所以现在下班了赶紧来报信。这一消息就让专案组更加肯定了嫌疑人就在外贸部的想法。
图|调查案件的专案组成员（部分旧照）
外贸部的负责人也十分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随即便根据大概的画像拟了一份名单给专案组。在经过一天的分析、讨论和观察后，大家将目光锁定在了王倬的身上。
随后，专案组便叫来和王倬一起共事的同事询问王倬最近的工作情况。根据同事的表述，这个王倬确实有非常大的嫌疑。
在近段时间，明明工作了好几年，已经业务熟练的他工作时却总是出错，每天都感觉像是心神不宁，尤其是当办公室的同事们讨论起关于这场诈骗案的事情时，他就显得慌张不已。
甚至在同事开玩笑说他和嫌疑人一样是小眼睛的时候，他就发了很大的火，还说要去领导面前讲清楚。
于是，专案组的人便要来王倬的字迹拿去比对鉴定，鉴定结果显示，王倬的字迹和嫌疑人的字迹完全相同，可以认定是一人书写。
图|王倬与嫌疑人的字迹对比
拿着这个结果，专案组立马汇报给了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在几个领导讨论之后一致认定，这个冒充周总理签名骗取人民银行20万元的嫌疑人就是外贸部的王倬。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派了几个人对王倬进行密切的跟踪。就在当天，跟踪王倬的专案人员发现有一股浓浓的黑烟从王倬的住处飘出来，随之还闻到一股熏人的焦味儿。
专案人员猜测他可能是在销毁证据，焚烧赃款，但又怕打草惊蛇，坏了上面的计划，便在一旁暗中观察。过了一会儿，王倬从院子里出来，倒了一大袋垃圾在巷子口的垃圾房里。
等王倬走后，专案人员立马乔装成捡垃圾的乞丐把王倬倒掉的垃圾带回去了。经过专业的技术人员鉴定后，断定垃圾里是焚烧人民币留下的灰渣。
图|逮捕王倬的逮捕证
听到这一消息后，公安机关立马下令，对王倬进行逮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倬终落网
1960年4月4日晚上，为了防止王倬畏罪潜逃，公安机关在王倬屋外等到夜深，确定王倬已经睡觉后在零点才破门而入，一举将王倬逮捕归案，送往公安部进行预审。
其他人则留下对王倬的家进行搜查，寻找赃款和证物。很快，专案人员便在王倬的房间柜子里发现了被剪得稀碎的布条、绳子，还在厨房旁边的后院发现了被拆散的自行车。
这些都是王倬的作案工具，碎布条则是他作案时穿的那件大衣。而王倬的母亲张可民全程紧闭自己的房门，拒不配合警方搜查，劝诫未果后，专案人员只好强行把门打开。
经过一番搜查，在衣柜里找到了当时装现金的两个麻袋，但专案人员翻遍了院子的各个房间，也没有找到赃款的下落。
但是那么多现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被王倬烧干净的。专案人员继续焦急地寻找，但直到天亮，依然没有赃款的下落。
图|王倬的家（旧照）
突然，领队的刘处长发现王倬的母亲张可民的异常举动，张可民的眼睛时不时地瞟向角落里的砖地，于是刘处长灵机一动，指挥专案人员马上把砖地挖开。
挖开后，他们发现地上有一堆黄土，但这个黄土看起来很新鲜，明显是刚堆在这不久的，于是刘处长让专案人员一点点把黄土挖开，果然挖出了剩下的赃款，一共有19万多。
与此同时，另一组专案人员还在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找到了伪造批件使用的钢板。但看守所里的王倬却冥顽不灵，顽固不化，坚决不承认。
直到预审员对王倬说“你埋得并不深啊”时，王倬才意识到，公安机关已经找出了赃款，面对如此铁证，他已经无法再找借口抵赖，便很快招认了自己的所有犯罪过程。
为了证实他所说的供词，预审员还让他口述了整个作案的过程。
图|王倬运赃款的自行车和绳子（资料图）
在审判完毕的时候，他竟还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道：“唉，这样也好，我终于不用整日担惊受怕、躲躲藏藏生怕被人看出什么端倪了，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
原来，在王倬作案成功后的这些天，他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生怕被别人发现，尤其是知道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还在全城张贴了画像的时候，日子过得就更是胆战心惊。
那20万的巨款虽是旧票却也是一张都不敢用，每天守着这一堆钱，心里却并没有想象的快乐，已经连续好多天没有睡好觉了。
这一案件从立案到侦破，公安机关只用了8天时间，就将此次诈骗案的嫌疑人王倬逮捕归案，还从王倬的房中找到了未经销毁的十多万现金，也算是挽回了人民银行的部分损失。
图|王倬骗取来尚未烧掉的人民币
王倬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周总理知道后对于王倬的这一行为很是痛心，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20万已经算得上是一笔惊天巨款了。
要是放到现在，怕是2个亿都抵不上那20万，而且在案中，王倬还涉嫌毁坏人民币，这一行为无疑又是罪加一等。
发财梦破碎，被判死刑
看到这里，不少读者可能会有疑问，王倬究竟是何许人也呢？竟有如此大的本事，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银行进行诈骗，并且最终得手呢？
王倬，1924年出生于辽宁辽阳，又名王连升，还有个笔名叫金维。他从小就不安分，好高骛远，不学无术，平时就经常打架斗殴。
1949年8月，王倬看身边好多朋友都参了军，自己便也跟着报了名，但没想到被分配到了遥远的陕西。
图|被逮捕的王倬（旧照）
因为当时陕西的环境相对恶劣，任务又繁重，王倬吃不了这份苦，就自己伪造了一张路条，跑回了北京。而他这段当逃兵的经历竟然也没有被发现，还在1951年时成功应聘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
因为王倬确实有些小聪明，又是名牌大学经济系毕业，工作干得不错，人缘也好。在1952年9月时，就被调到了对外贸易部出口局工作。
但王倬一直认为“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拿着每月固定工资的王倬实在不甘心一生就这样过下去。尤其是他家附近有一个大别墅，每次经过这栋楼，他就羡慕得心里直痒痒。
于是，王倬便开始研究诈骗之术。在外贸部，王倬很快发现，只要是周总理批示过的文件，他们都会尽快执行，所以他便把目光放在了周总理的签名上，想以此让人民银行给他一笔钱。
一次，王倬带小孩去公安部礼堂看杂技，看见墙上有周总理的题字和签名。于是，王倬立马找来笔和纸开始临摹，甚至每天回到家都用毛笔在报纸上练习周总理的名字。
时间一长，他居然练得足够以假乱真。
图|王倬准备作案道具（纪录片剧照）
最重要的签名练好了，王倬又做了其他一系列准备。
关于作案时间的确定，王倬想到周四要参加部门会议，不能采取行动，不然容易被发现，周六和周天也不行，万一周末银行不给提款，夜长梦多，容易出事。
于是，他决定在周五采取行动，也就是案发当天，1960年3月18日。
正思考以什么理由进行诈骗时，恰好新闻在大量报道西藏民族宗教方面的消息，正是国内关注的大热点，他便想到打着毛主席周总理的旗号，用这个由头要钱，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不仅如此，连文件上15~20万的数字都是他精心谋划好的，因为一般要用款，都会给到2个数字以作选择，而20万这个数字又刚好是人民银行可以自己做主的金额。
最后，他凭借自己从容的演技实施犯罪，如愿以偿地骗到了20万元的巨款！
图|关于“王倬诈骗案”的相关报道
但这20万元到手后，王倬却并没有感到快乐，反而让他每天活得胆战心惊，甚至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而且每天守着这么多钱，他是一分也不敢花，生怕被别人发现了，只能每天晚上数一数这些钱，以此来体验一下有钱人的感觉。
但后来公安机关满城贴起了告示，让王倬更加害怕，爱财如命的王倬决定把赃款烧掉，但20万元的10元票实在是太多了，害怕被发现。
所以只能每次烧一小部分，于是，他决定把赃款分别埋藏在几个地方，慢慢烧完。
好在公安机关及时发现，这才为人民银行挽回了重大的损失，王倬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王倬的母亲张可民也因为包庇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图|王倬审判现场（纪录片剧照）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王倬这个案件也正是印证了这个道理。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在正当途径中得来的钱，自己才能用得安心。
君子爱财应当取之有道，不能因为被金钱和权利冲昏头脑就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正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法律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