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发表的文章 人生博物馆 | 胡适：启蒙者的喜与悲
专业出黑
2009年，“五四运动” 90周年之际，《生活》 出版别册《新青年》（2009年4月号）， 向先贤致敬， 也试图重新反思“五四运动” 的利弊得失
《新青年》：从“改良” 到“革命”
航船飘摇过海穿越太平洋。刚刚抵达日本横滨， 却传来张勋在北京复辟的消息。所幸， 那只是闹剧一场。
凭栏眺望的胡适归心似箭。此时是1917年， 他离开中国已有7年之久。当初启程到美国留学时， 还是大清宣统年间， 此时却已是中华民国。7年间， 中国发生了三场革命， 却仍然没能换来向往的富强与安定， 整个国家还是深陷于内乱之中无法自拔。
胡适面对一个混乱的国家， 也面对着无限的可能。回国前几个月，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伊利亚特》 的诗句， 来表明心迹：“You shall know th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他给出了这样的翻译：“如今我们已回来， 你们请看分晓吧。”
这个诗句颇有些恺撒大帝的意味， 也将胡适的意气风发与踌躇满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留学美国期间， 胡适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 后又前往纽约， 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 师从杜威（ John Dewey）。虽然身在美国， 胡适的名字也逐渐被中国人知晓。年轻的胡适是携着《新青年》 杂志的凛冽杀气回国的。一年前， 他在美国写出《文学改良刍议》， 寄给陈独秀， 随即刊登在《新青年》 第2卷第5号上。胡适对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发起挑战， 提出了改革文学的八大主张——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呻吟、 务去烂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将胡适誉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不过， 陈独秀却仍嫌意犹未尽， 自己又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 变革文学的口号， 于是迅速升级，“改良” 变成了“革命”。
其实， 在文学革命的背后， 隐藏着陈独秀更大的野心， 他期望以文学革命来改革社会， 甚至影响政治的走向。这种激进狂热的方式， 当然更能获得年轻一代的青睐， 不过， 胡适对此并不完全认同， 他觉得变革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需要持之以恒。只不过， 在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理性的声音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压抑， 以致最终连自己都可能在风暴中迷失方向。
《新青年》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如同标**、 匕首， 投向社会， 产生了惊人的效应。文学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 在年轻人中影响巨大。胡适的名字， 也随着文学革命理念的传播， 随着媒体行业的发展， 迅速深入人心。
《新青年》 杂志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得益于它所吸引的人才。他们术业有专攻， 各有千秋， 和而不同， 高擎着“德先生” 与“赛先生” 的旗帜， 一时所向披靡。而在众人之中， 陈独秀与胡适， 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鲁迅， 这样描述陈独秀与胡适的区别，“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 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 大书道：‘内皆武器， 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 里面有几支**， 几把刀， 一目了然， 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 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 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 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生动地勾勒出胡适为人处世的风格。这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 仿佛真的已经化身为一个满腹韬略的斗士， 可以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可是， 在乱世之中， 一介书生应当如何自处，又能如何改变世界， 其实谁都没有答案。
北大：自由与信仰
在中国近代史上， 有两个年轻人的归国之路， 获得了巨大的瞩目。
1912年， 经过长达14年的生死奔波， 漫长等待， 梁启超终于结束流亡的生涯， 回归中国。他在天津码头登岸， 受到空前的欢迎。
胡适和梁启超一样， 都是依靠手中的笔， 赢得众人的关注， 并在一个铁板一样的时代里杀出一条血路。只不过， 5年后的此刻， 当胡适归国的时候， 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服膺梁启超的思想。而梁启超自己， 一次次天真地试图拯救这个疲惫的国家， 改变自己的时代， 却也一次次事与愿违。
刚刚回国的胡适， 还没有强烈的悲剧感。他被年轻人簇拥着， 信仰着。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胡适并不陌生。在美国时， 他就习惯了在各地演讲、 奔波、 接受掌声， 这种生活已经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胡适并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社交达人， 真正吸引人们的， 是他的学识与见地。不过， 无论是出于一个年轻人的虚荣心， 还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他都需要这样的生活。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 主张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并提出：“依各国大学通例， 循‘思想自由’ 原则， 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 苟其言之有理， 持之有故， 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即使彼此相反， 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向陈独秀抛出了橄榄枝， 请他主持北大文科。此时， 刘师培、 黄侃、 辜鸿铭等人也在北大任教， 他们学问精深， 思想却与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陈独秀深感孤掌难鸣，力荐胡适。1917年9月10日， 回国后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 此时， 他还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
胡适的课堂上一直听众如云， 不过， 要在北大做教授， 并不容易。不仅同事们实力强劲， 就连坐在课堂里的学生们同样身手不凡。
顾颉刚和傅斯年都是北大学生。顾颉刚听了胡适的课， 建议傅斯年也去听一听。傅斯年不但听， 还不断提问， 问得胡适几乎招架不住。不过， 当傅斯年听说有的学生想把胡适赶走， 他就正色地回应：“（ 胡适）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 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 你们不能闹。” 学生捍卫先生的尊严， 先生也以这样的学生作为对自己的鞭策，正是这种开放的师生关系， 这种独立与自由的思想， 成就了北大新的学术传统， 也成就了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
上左：1950年， 胡适出席老师杜威的纪念会；上右：1952年， 胡适从美国抵达台湾， 举行公开演讲
少年中国：变与不变之间
转眼间， 胡适回国几个月了。1918年1月的《新青年》 上， 他发表了一篇《归国杂感》。文章的最后， 他写道：“但是我却并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 不过惰性太大， 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 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 读了一遍， 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 那些老先生们， 如叶德辉、 王益吾之流， 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 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 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 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 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 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
从前人们批评康有为太新， 后来却又批判康有为太旧， 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 竟然是在短短二十年里就发生了。然而， 对胡适自己而言， 这句话却又仿佛一语成谶。在1910年代的最后几年， 许多人还批评胡适太新、 太激进， 然而， 用不了多久，又会有人批评胡适太旧、 太保守。陈独秀终将与他分道扬镳， 许多年轻人将像从前反对梁启超一样对胡适的劝告置若罔闻。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持续的加速度让人难以招架。胡适仿佛不以为意， 却又很难真的不以为意。他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 社交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每个周末都要接待慕名而来的拜访者， 许多人都会习惯性地把“我的朋友胡适之” 挂在嘴边， 无论他们之间究竟是否熟悉。
可是， 在胡适的一生之中， 他真的如愿改变了中国吗？多年以后， 当他在台湾撒手人寰之际， 不知是否还会想起归国前在日记里写下的那句话——“You shall know th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他们回来了， 世界真的有所不同了吗？
可是， 无论如何， 胡适的学说还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效应， 影响了社会的走向。从康有为、 梁启超到胡适， 一代代启蒙者从“新” 向“旧” 的“蜕变” ， 往往来自后辈人或者同辈人对他们的评判， 在一个大变革的社会里， 这种情况利弊参半， 也终究在所难免。不过，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其实正体现着一种社会的进步， 至少， 追求新知已经成为国人的一种习惯。胡适们的努力， 让中国的年轻人抛开了千年传统的束缚， 开始反思过去， 想象将来， 勇敢地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 于是，新思潮不断涌现， 社会虽然遭遇动荡， 但与此同时也迎来新生。对一个启蒙者来说， 这应该也是一种安慰吧。
1962年2月24日胡适离世
仅以此文纪念
撰文：贺林
完整内容刊于《生活月刊》2015年第112期《现代先声》
